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法治文化创作基地、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等建设，不断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阵地建设。
作为对幸福这种共通性价值的表达，美好生活概念，正因其抽象性而具有内涵和外延的高度包容性和可扩展性，从而能够将不同主体、不同文明、不同时空关于人类社会的根本向往包含在内。当然，物质生活需要还具有可延展性。
(33)其中，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等，皆是对物质生活需要的表达，可见，美好生活是对最基本现实物质生活需要的承认，并将其作为基础构成部分。这些实践要求，体现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三项话语之中。……‘创造性从来没有从马克思的词汇表中被遗弃掉，但是它在其他地方被有效地替换了，首先是用‘活动替换它，然后是用‘工作替换。(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从创造者之于造物的主体地位来看，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人民作为根本依靠力量，就必然要求防止出现创造物脱离创造者的异化。
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二)人民话语的两个重要语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或人的话语表达，是在两个存在差异却相互关联的语境中进行的。其中，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领导制度被定位为最重要的根本制度，对其他制度建设具有统帅意义。
(76)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监督的理论，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强调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这在实践上体现了党的监督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从严必依法度，就是要实行制度治党，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全面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目前，各方面监督总体上有力有序，但协同衔接不够顺畅的问题比较突出，日常监督不够严格，办法不多、效果不强。
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党员比例超过80％，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党员比例超过95％。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⑤参见石仲泉：《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一号工程——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具有统帅意义》，载《北京日报》2019年12月23日。全面依法治国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三是第一次使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称谓，并罗列了六大具体制度，这有利于党的领导制度的全方位落实。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长期执政的党，而且是领导党，党的领导与执政是不能分割的。这些党的领导制度的制定实施，从根本上扭转了一段时期以来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推动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领导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升。
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并不断加以创新发展。(13)由此，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作为决定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方向的首要问题，明确提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不断提高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问题为导向强化党内监督。我们既注重解决思想问题、拧紧‘总开关，又注重解决制度问题、上紧制度规矩发条。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探索在全国执政条件下进行党规党法建设的路子，产生了以党的八大修改后的党章为代表的一批党内法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制定出台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规定、组织工作条例、宣传工作条例、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政法工作条例、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农村工作条例、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军队政治工作条例等，保证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49)马克思恩格斯的使命观揭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使命，认为使命主体和使命内容具有内在规定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使命是由其阶级属性、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75)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党中央于2013年、2018年先后出台的两个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紧紧围绕建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要补齐的短板、缺项等设计制定项目。
由此表明，党内法规调整的党务关系不限于党内。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要执行纪律，甚至给予开除处分。
这一显著优势是党的领导制度成为根本领导制度的重要前提。(5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中强调，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68)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
2018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2015年6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十八届中央第六轮巡视情况汇报时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33)前引(18)，习近平书，第112页。(32)前引(18)，习近平书，第93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具体而言，就是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62)参见蔡志强、李志：《新时代党的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监督重要论述》，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从党的历史看，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是革命取得胜利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44)《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页。
有的软弱涣散，我行我素、各行其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不到位。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他多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党的制度建设概念，但提出共产党要建立有效管理党员的制度、制定干部选拔任用的相关制度，倡导建立和健全党的监督制度、党内生活制度等。
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要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变成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工作优势。
党的事半径到哪里，党内法规规范的半径就要延伸到哪里。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理论，本文所揭示的仅是精华的一部分。
(36)相较于以往，这一定义旗帜鲜明地将党的领导活动纳入党内法规规范的范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党内法规定位的重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即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并把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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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确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纪在法前理念的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既要将其放置在中国语境解读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性意涵，又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特质，还要关注其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特有价值。
曾有学者对新时代纪检监察学话语词汇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政治中央党中央国家马克思主义等极具特色的词汇，属于遥遥领先的高频词，体现了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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